翻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它构建并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借鉴与尊重，成为世界交流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从中华文明的演进来看，对异域文化的译入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传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直接参与了中国文化、宗教乃至社会的变革、改造与更新，体现了翻译与重大社会实践之间的深刻联系。然而，如果从翻译史的视角反观中国文化的译出，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与异域文化的译入相比均存在着较大的反差，虽然也有16世纪到18世纪的中学西传，但从整体上来说，对中国作品译出的关注与重视均远远落后于对外国作品译入的关注与重视。步入新时期之后，中华文化的译出成为国家的文化强国方针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对于其中实践、理论以及经验的探讨和研究也成为绕不过去的重要环节。从当前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外文化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由中国政府推动的主动译出应该在中国文化外译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文化应该怎样更好地参与世界对话，实现平等、双向的交流，学术界，尤其是翻译学界仍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与困惑。针对这一状况，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做出一点思考，澄清一些迷思。 一、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现象考量 随着翻译与传播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今天的学界都已认识到，无论从译入或译出的视角来看，翻译都不是仅仅停留在简单技术层面上的语言转换行为。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从本质上来说，是以两种语言为本体的双向交流，受到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诗学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多种内部和外部要素的共同影响与制约，因此，译入与译出这两种翻译活动，由于接受环境、传播手段、译者身份、译入国时代背景、意识形态、诗学原则等各不相同，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是翻译活动的基本事实与客观存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译介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中三次翻译高潮所涉的主要原文文本经历了从宗教文献到科技文献到人文作品的跨越。尤其是19和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数量远远超过了中文作品的译出。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历经了救亡、觉醒、变革、抗争等破旧立新的各个阶段，中国全新的民族话语体系和现代化国家进程的打造都刻上了西方文明的深刻烙印。众多曾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大批量地翻译了西学中的思想、技术、文化和文学话语系统。长达100多年的文化译入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了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表现形态、话语体系和心理模式。 中国作为译入国在这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成熟、具有充分宽容度的接受环境。这里的充分宽容度具体指的就是以译入国读者为主的接受群体对于陌生的语言风格、文化习性、诗学观念能够有较高的接受程度，不会轻易地排斥或拒绝译本所包含的迥异的语言与文化风格。多年以来，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在中国拥有着十分稳定而庞大的读者基础，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亚诺的作品《缓刑》《地平线》在各地的图书市场均有不错的销量。从国内读者对于莫迪亚诺的追捧可以看到大众对于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仍一以贯之，具有较高的接受能力和阅读兴趣。 相比之下，中国文学作品的译出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失衡现象。几年前，就有学者关注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现象。“整个20世纪西方译介的中国图书只有1000多册，但是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数量却高达10万册，相差100倍；我们翻译的西方著作品种多不胜数，而输入西方的中国文化的品种却少得可怜，极不成比例。”［1］版权贸易逆差的情况一直非常突出。“2008年中国引进图书版权种，输出图书版权2440种”［2］，译入与译出比将近6.5∶1。 伴随着巨大文化贸易逆差的，则是中国文化在外国语境中难受重视的境况。2011年，《中华读书报》刊文详述了中国文学在美国市场的边缘地位。“2008年到2010的三年间，美国出版英译汉语文学作品分别为12、8和9种，共计29种，其中，当代中国内地作家的长短篇小说仅19种，可谓一少二低三无名：品种少，销量低，且没有什么名气，几乎无一进入大众视野。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榜1月11日的排名显示，毕飞宇的《青衣》排在第288，502位，《玉米》排在第325，242位，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变》，排位均在60万名之外。以小说类的三年内新书计，10万位之后的排名，表明其销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余华的《兄弟》（纸皮平装本）也排在第206，596位，姜戎的《狼图腾》（硬皮精装本）则排到了第84，187位，相对同胞们的其他作品而言，已属非常可观［3］”。 以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榜的排名来显示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一少二低三无名”，看似客观，但并不全面，值得商榷。实际上，这几年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在历史上，中国文化的译出也并非一片惨淡。16世纪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译介活动中，中学西传的传播与影响远远超过了该时期西学在当时中国的翻译与接受。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译者群体翻译了从佛学典籍到古典小说的众多中国文学作品，甚至在18世纪掀起了“中国热”，其间正值西方的启蒙时代，中国文学中的儒学思想和人文价值恰好契合了当时西方的文化心理和精神需求，这也是当时中国文学得以成功译出的主要原因。 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语境中获得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中国图书进入以西方为主体的外国出版市场，并获得以西方主流媒体为代表的评论界及大众的重视与好评。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地位随时间演进在不断提升，尤其是从2009年起，译入与译出之间的巨大逆差在逐步缩小，与2008年的6.5∶1相比，到2013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已缩小到2.3∶1。而中国作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情况也有了明显的改善，2013年共计译出了753部中国作品［4］。 译入与译出失衡状况之所以正在逐步改变，除了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之外，也与中国政府持之以恒的努力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政府创办了《中国文学》期刊，并于80年代起选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集结出版“熊猫丛书”。自新世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多种多样的政策扶持和措施贯彻，大大提升了中国翻译出版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如通过举办“文化年”“汉语年”、担任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与海外大学合办孔子学院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具体的翻译出版方面，50年代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转而变为由企业主导，政府推动的模式，尊重并执行图书翻译、出版的市场化原则与规律。如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在多次调查研究之后，一改以往版权赠送的计划规划做法，通过资助翻译费向海外推广中国图书。2009年，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从已出版的“熊猫丛书”中选择40种英文版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重新设计装帧，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再次推出。同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大力资助作品的翻译、出版与推广。除此之外，中国作协主持了“当代小说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清华大学等主持了《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英文翻译出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共同承建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编译出版了10卷本《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等，也都在合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 从译出格局的逐步改观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正在渐渐地走入国外读者视野。虽然在文化接受语境以及读者接受心态方面存在着显著差距，但这种差异与失衡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是中国文化对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客观事实，随着越多越多的中国作家被世界认识，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译成外文，中国文学及文化散发着复杂而绚烂的魅力，正在成为世界文学图景中的重要构成。 二、对于中国政府主导下主动译出的思考 中国政府对中国文化译出的大力扶持与积极推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走出国门，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构建了十分鲜明的主体形象。不过，与此同时，对于文学作品主动译出的争议也一直存在，且随着文化走出去的力度越来越大，围绕着翻译与传播的众多议题，如译者的文化身份、立场与翻译策略，出版机构的运作与传播，翻译对文化译出的影响，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的普遍关注，尤其是政府应该在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成为热烈讨论的焦点所在。 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办的《中国文学》期刊以及组织翻译出版的“熊猫丛书”一直被认为收效甚微，有汉学家曾认为其充其量是中国政府的“枯燥的政治宣传资料”。也正因为此，一些学者对于中国政府主导下的译出会取得怎样的成效存有疑虑。如中山大学的王东风教授认为，“只有宿主文化自发的翻译活动才能引起宿主文化本身的兴趣和关注，这是一个翻译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从翻译史的角度看，成功的翻译多是拿来主义的翻译，因为它反映出的是宿主文化的呼唤；而送去主义多难成功，除了语言上的问题之外，还有宿主文化对外来宣传攻势的本能抵制。这一切都是我们文化发展战略所需要考虑的问题。”［5］也就是说，一本中国文学作品是否值得翻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世界是否有此需要，是否在英语文化中有这样的文化诉求，是否是来自英语文化自发的选择。从翻译的译入史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译出与译入研究有着重要的区别。从世界文化的译出史来看，也不乏成功的先例。相比于中国文学正在推进中的外译实践，日本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很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文学的“走出去”同样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以纽约的库诺普夫等为代表的商业出版社翻译了《雪国》、川端康成的《千只鹤》、谷崎的《细雪》、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等，在美国激起了一定的反响。然而，在当时的日本和美国，两国文化的译入与译出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逆差，仅靠一两个出版社的运作远远不够。为了设法改变这一局面，日本政府在70年代开始设立国际交流基金，对1973年起出版的有关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书籍给予出版和翻译计划实施资助。当年的日美教育文化交流会议所属的出版委员会筹划了名为“日本的名著”的翻译计划。在这一规模宏大的计划中，日本政府一共选定了31部日本文学与文化作品，其中涵盖夏目漱石、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等所著经典名作的重译，也包括了众多现当代作家不同风格的作品。［6］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使得日本作品较为顺利地进入了美国市场，长期以来，美国读者对日本文学累积了较好的阅读感受，普遍认为日本小说细腻、沉郁、充满了微妙的美和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为日本文学与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进一步传播打下了基础。 政府为文学译出提供支持，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包括英、法、德这样一些西方大国，都积极采取过或仍在采取类似的文化与文学推广支持计划。如法国外交部和法国使馆自1990年起，专门设立“傅雷计划”，为包括加缪、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于连·克拉克、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让-雅克·桑贝、米歇尔·乌尔贝克等众多法国著名作家的数百种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提供资助。为提高法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力与引导力，法国驻华使馆还设立傅雷出版翻译奖，引导我国翻译出版界对法国人文社科著作与文学作品的选择与读者的阅读。又如韩国政府，2001年韩国政府在文化体育观光部之下设立韩国文学翻译院，明确为副部级，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资助文学作品翻译。笔者虽为法国文学翻译研究者，但先后应韩国文学翻译院邀请，参加过该院组织的世界翻译家论坛和韩国当代文学家交流会等，感受到了韩国政府为向海外传播韩国文学与文化所做的努力。这些国家为本国文化走出去所做的种种努力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译出效果之所以未尽如人意，并不在于译者的翻译质量不够好或者选择的原文本篇目不合适，而是在于从政府到译者都没有能够充分考量译出的对象国所在的文化接受语境。毕竟翻译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双语的语言问题，一部作品是否能被目的语文化广泛接受，受到包括时代特征、读者心态、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实施新世纪的走出去战略时，中国政府已改变50年代起行政命令式的计划性操作，始终在不断地审时度势，反躬自问，更加尊重翻译出版工作的特征与规律，调整译出的定位、策略与措施，致力于打造一个宽广多元的交流平台，在资金、技术以及政策这几方面为中国文化的译出提供强大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已经呈现了多渠道、多维度并进的多样化格局，积极开拓海外联系，设立海外机构，支持中外出版社开展深度合作，发展国际合作出版。如帮助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伦敦设立对外文化出版传媒公司。与国际知名的英国Quarto出版集团加强合作，将中青国际的优秀图书经由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向海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立专门的英文网站，负责版权的海外合作与代理，同时通过制作视频、作家采访、作品评论等方式宣传中国一些重要的作家；此外，政府也多方调查国际图书市场的运行实际，精心筹划了一系列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举办中外文化年、设立孔子学院，成为国际书展主宾国等，为中国作家和图书拓宽交流的渠道。这些由政府扶持的措施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译出与传播，也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效果。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虽然新世纪政府角色的调整为当前中国文化的译出提供了切切实实的助力，使之在海外的图书市场打开了局面，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判定译本优劣不仅仅依靠市场销售这一标尺，而且是应该将其置身于翻译文化史之中，在宏观整体的视野下做出判断。以《红楼梦》的两大译本为例，如果根据印刷数目、再版数目、被引用率这些指标所呈现的两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影响来看，霍克斯的译本要远胜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霍译本立足于英语读者的认知与审美观念，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翻译中大量挪用了英语文学文化中丰厚的典故、风俗与语言特征去替代中文原文中的修辞、文化与审美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他通过归化式的翻译方法创造性地重构了《红楼梦》。相比之下，杨译本则以原著为中心，立足于原著中的汉语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和修辞特色，试图让西方读者尽量靠近原著所呈现的文化世界，因此不难预料西方读者会在杨译本中遭遇所处可见的异质和陌生感，在阅读过程中会觉得困难重重，接受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 但是，对一个译本的价值评判并不仅仅取决于译本在目的语世界的接受程度。如果考察翻译质量只是依据翻译的市场，那么这样的判定不仅仅流于简单武断，而且也缺失了对于翻译在历史整体性中的考量。如果一种文化对于翻译一直持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异域文化和思想具有充分的好奇和兴趣，那么读者对于译本中的异化和陌生异质的容忍和接纳程度就会更高。具体来说，如果英语世界大大增强对于汉语文化的理解和认同，那么他们对杨译本的接受程度就会大大提高。换言之，霍克斯的译本在过去被接受得更好，也并不意味着他采用的翻译方法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在当下以及将来的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化越来越融入复杂多元的世界文化体系，世界也已对中国及中国文化表达了强烈的兴趣和好奇，杨译本的“异化”与“忠实”较好地保留并传递出了富含中国文化审美和修辞特色，也正因为此，从发挥中国文化的长期渗透力与影响力而言，这一译本自有不可低估的价值，相信会被越来越多的英语读者所认同和接受，在翻译史上赢得其位置。 《红楼梦》两译本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经历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文学翻译与传播的本质。我们的文学需要怎么样的译出方式？我们固然需要顺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输出以归化译法为主的译作，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尽量传递汉语文化独有的文学魅力、审美理念和艺术价值。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也会逐步扩大，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学、文化的接受程度也会越来越高，到那时，西方读者所希望读到的就不仅仅是以霍译《红楼梦》的翻译方法为主的译本，而是能够在从内容到文体风格更为忠实完整地呈现原著的译本，毕竟尽量贴近原著的译本才能最大程度地再现文学的魅力，也借此展示文学与文化的本真面貌和文化形态。 结语 有关文学与文化译入与译出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要求对翻译和传播在多个层面都做出具有广度和深度的研究，我们只有从翻译与传播的本质、意义、价值和作用出发，对其中所涉问题在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中反思过往、审视现实并展望未来，才能避免过度片面的主观视角，形成开放、动态的翻译传播观念，同时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帮助中国文学与文化真正走到世界的前沿，让世界各族人民更好地走近中国、了解中国。 注释 ［1］王岳川：《面对薯片芯片大片中国文化不能失声》，《人民日报》2006年4月14日。 ［2］李蓓、卢荣荣：《中国文化走出去急需迈过翻译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8月14日。 ［3］康慨：《一少二低三无名：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2日。 ［4］洪波：《中国出版走出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2013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报告》，《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年8月27日，第9版。 ［5］杨乃乔、王东风、许钧、封一函：《翻译的立场与翻译的策略——大卫·霍克思及《红楼梦》翻译四人谈》，《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8页。 ［6］福勒著：《日本文学在美为何受冷落》，赵建中编译，《外国文学动态》1997年2月，第3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