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翻译，中西方文化、思想相互沟通、交流。纵观我国翻译史，明末时期的科技翻译掀起我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也是继汉唐佛经翻译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明末时期，我国士大夫与西方传教士合译了许多科技著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被国人了解、接受。在国人全面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等知识的基础上，人们的思想意识逐渐发生变化，文明意识增强，我国工业文明发展得以推动。在这个翻译活动中，翻译主体是西方传教士、中国士大夫，翻译了有关数学、物理、天文、军事科学、地理等方面的著作，影响较大。 一、明末时期科技翻译情况及特点 1.明末时期科技翻译概述。梁启超曾言：“明末有一场大公案……日欧洲历算学之输入。”［1］而1606年意大利人利玛窦与我国明末士大夫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即为梁启超所言的“日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几何原本》的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的里程碑，我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序幕由此拉开。16世纪以来，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西方基督文化，与士大夫们交流、沟通，借助西方势力翻译传播西方思想，实现西方统治。在明末时期，知名传教士有利玛窦、南怀仁、罗雅谷、汤若望等，翻译400余种书籍，其中130多种为科学类。例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测量法义》、《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了《圜容较义》、《同文算指》，且自己还撰写了《西琴八曲》、《西字奇迹》、《乾坤体义》等。根据当时的研究统计得知，在这些翻译的科技著作中，天文类译述约为三分之二，而数学类译述占15%，物理占4.5%，军事科学占5.8%，医学与生物占5.8%，其余还包括地质、杂录等译述［2］。 2.明末科技翻译特点。由于明末时期的科技翻译主体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且以传教士为主导。而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播西方基督文化，实现宗教传播，科技翻译是辅助手段。因此，科技翻译活动具有目的性、操控性特点，同时还具有非系统性、双向性。其中，在翻译目的性、操控性方面，“基督征服中国”是西方传教士的目的，而“富国强民”是中国士大夫的目的，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通过翻译拓宽国人眼界，与传教士合作，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例如，利玛窦在翻译的《坤舆万国全图》的过程中，就对图中各民族的宗教礼仪进行注明，但是，其并没有对阿拉伯人信仰的伊斯兰教进行标注，而对天主教的“普世性”道理进行特别插入，以此突显天主教的地位。徐光启则翻译《几何原本》、《崇祯历书》、《泰西水法》等，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同时，明末时期的科技翻译活动具有较强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翻译体系。例如，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为西方传教士、中国士大夫，没有专业的翻译人员，且翻译没有一定的目的性，多为应国人所求而译。例如，国人对数学极为重视，利玛窦与徐光启便合译了《几何原本》，且翻译只能“达意”，专业性不足，内容较为零散。此外，在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传教士也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到西方，如将中国的农学、医学、文学等知识带到西方，这样，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传入欧洲。 二、明末时期科技翻译兴起的条件 1.中国科技发展需求。明末属于社会变革、政权交替时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外界力量得以介入，西方科技文化被传播。例如，在明末时期，统治者不闻历法，历法长期失修，农业耕种得到阻碍，在此背景下，徐光启等人积极主张修改历法，翻译西方历法书籍，制造天文仪器，为农耕时间准确推算提供保障。同时，在历法修补要求下，明末时期的人们对西方天文历史知识极为欢迎，促使西方天文等科技知识在我国的传播。同时，少数民族经常骚扰明末边陲地带，要求提高国家军事能力，统治者需要改进武装设备，政府主持翻译有关西方军事科技的书籍，推动西方科技翻译进程。如汤若望所写：“于言国势颠危……此大臣因命其铸炮。”［3］同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末时期出现，一些士大夫开始提倡经世致用，将自己的才华诉诸于学术研究，维护国家繁荣富强。受实学思潮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一批强调经世致用，探究地理现象的地理学者，如徐霞客、顾炎武、刘献廷等，并留下了《徐霞客游记》等著作，为科技翻译科技高潮兴起奠定思想基础。 2.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在明末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得到发展，且各国对资本积累提出要求，利益获取成为各国发展的目标。在此情况下，欧洲各国纷纷扩张领土，加强贸易往来，争取海上主动权。同时，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欧洲各国贸易进军中国市场，与中国开始贸易往来、科技交流。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与中国开始文化、贸易往来，追求经济利益，并向中国传播西方思想、知识，以此显示西方文明，利用科学技术开启中国贸易之门。同时，在西方宗教改革运动开展，传教士为了扩大自身教派走向海外传教之路，进入中国。而由于我国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不易接受基督教，于是西方传教士先从士大夫入手，接近士大夫，传播其感兴趣的科技知识，借此传播宗教知识，影响下层民众，从而推动科技翻译活动。 三、科技翻译对我国工业文明的影响 1.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西欧各国是最早迈向现代工业文明、迈向了近代世界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明末时期，西欧各国取得较多科技发明，推动生活、生产进步，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保障。在科技翻译活动中，西方传教士、中国士大夫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传入我国，将先进技术引入我国，推动我国工业发展。例如，利玛窦、徐启光、汤若望等人翻译了数学、物理、军事科技等书籍，使国人了解科技知识，开拓国人视野，为生产力、思想、制度改革、进步奠定基础。例如，徐光启笔记、熊三拔撰说的《泰西水法》，一经出版后大受欢迎，为当时农业种植提供方法，在此基础上，两个科学实验室中心在北京、天津两地形成［4］。1610年，徐光启在实验基地种植水稻，研究水稻能否在北方种植，并在1613年获得成功，推动我国农业发展。同时，徐光启、李之藻推崇西方先进的科技，主张将西方先进成果为我所用。对于科技翻译工作，当时的士大夫认为翻译就使吸取别人的长处，以最快的速度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吸收科技成果，以此超越他们。如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了《同文算指》，对西方笔算进行了系统介绍，为其他学科研究奠定基础。地理、水利、天文等领域的翻译著作中也对注重科技知识的介绍，为实践提供理论基础。邓玉涵与王徵合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也是以“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为标准，均借助西方科技著作，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促进我国工业发展［5］。 2.在我国工业文明历程中发挥衔接作用。明末时期的科技翻译不仅直接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提供西方理论知识与方式，推动实践，还向社会各阶层人士传播科学知识，开阔人们眼界，增强人们的社会能力、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将翻译的科技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因素，促进生产力发展。纵观西方文明历程，西欧工业革命开始前，西欧经历了文艺复兴、航海运动、政治改革、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这些均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因此，在我国工业文明发展中，明末时期的科技翻译在我国工业文明历程中发挥衔接作用，推动工业文明。例如，在思想方面，西方的“经世致用”学说为当时学术界注入新的活力，士大夫们主张“经世致用”，逐渐摒弃程朱理学古代学术思想，翻译《几何原本》、《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著作，打击唯心主义，追求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接受科学技术，追求科学技术［6］。 此外，明末时期的科技翻译对当时士人谈玄蹈空的风气造成了极大冲击，经世致用的风气在士大夫中出现，士大夫们对中国古代科技遗产进行挖掘、整理。在当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提出对西方技术进行学习、应用，主张购买制作西方火器，以此抵御清军。梁启超曾指出，明朝以八股取士，而后学者喜欢经世致用之学，均受徐光启诸人的影响。在科技翻译中，士大夫、传教士将西方科技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改进、制造科学机械，如汤若望制作了望远镜、浑天仪等各种天文仪器，徐光启制造出新的水利器具等。 正如季羡林先生用河流比喻中华文化，用注入之水比喻翻译一样，清末科技翻译将西方科技知识、思想文化注入当时社会，为工业文明带来影响。在明末时期，传教士来到中国，直接打破了中国、西方相互隔绝的状态，并通过翻译科技著述将西方的科技知识、学术精神传入中国，使国人了解西方、拓展知识、开阔视野，促进我国机械改造，推动学术发展，催生我国近代科技萌发，在我国工业文明历程中发挥衔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