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来华始于明朝中期。至明末，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其中有多人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如：利玛窦、罗明坚、庞迪我、熊三拔等。来华传教士虽以传教为基本目的，但同时为了使其教义能为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和封建君主所接受，他们也带来了当时西方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内容涵盖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天文历法、数学、地学、军事火器、音乐、医学等都有所涉及。虽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将西方近代科学的最新科技成果带来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外来的科学知识为我国科学界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对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来华传教士科技译著译介主要采取“合译”方式进行，即，由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共同合作完成。传教士在语言上有一定的优势，既精通母语，也掌握了汉语，到清朝时甚至还有传教士研习满语。掌握多种语言使得他们与其合作者(中国士大夫)能够很好地进行合作，保证了译著的质量，是译著后期的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必备条件。 本文选取明朝中后期至明末作为时间研究节点，以来华传教士科技翻译为研究内容，探讨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来华传教士科技翻译对于中国天文历法、地学、数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一、明朝传教士科技翻译 明清时期是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期间发生了翻译史上第二次高潮。明清之际的传教士来华翻译活动， 一般认为开始于利玛窦，结束于清朝康熙晚年禁教，历时约为200余年。这次翻译活动的兴起与宗教的传入联系十分紧密。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知名的约有70余位，所译著作品共成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书籍占130种左右[1]。 本阶段的翻译活动为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其鲜明特色就是输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对我国自然科学及文化领域影响巨大，虽然由于当时传教士自身的传教目的和学术偏见，并未向我国输入当时西方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思想，对欧洲文艺思潮以来的新思想，新成就也避重就轻地避而不谈[2]，但是，对于明朝中国科技发展濒临停滞的状态而言，来华传教士科技译著确实起到了强心针的作用，拓宽了科学界的研究视角，为后来清朝乃至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 传教士来华开始于16世纪。为了走进中华文明古国关闭的大门，以利玛窦、罗明坚等人为首的传教士们在对中国社会进行认真的观察和分析之后，发现最能引起中国人兴趣的，并增加中国人了解西方之渴求的，并非基督教的福音书，而是西方人的科学技术。于是，他们逐步采用了“科学传教”的方针，通过翻译大量中国人感兴趣的科技著作，循序渐进地推动天主教的传播[3]。传教士带来的科学书籍涵盖面广，以自然科学为主，涉及多个学科。“合译”的方法在最大程度上克服了中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保证了类似《几何原本》这样巨著的成功译介。 二、 来华传教士科技翻译及其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意义 虽然有少量经典科技著作问世，但总体来看明朝的科技发展较为缓慢，提升科技发展水平的手段主要是对传统科技的传承，依靠经验和对经典文献的总结。但是，自明朝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国人在思想及视野上逐渐变得开阔，能够接受甚至主动吸收外来的科技成果。因此，学术界才会接纳传教士科技译著并取其精华应用于我国科技发展当中。我国科学的全面发展虽然并末就此成形，但本阶段的科学积累，却为后期清朝乃至近代科学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同期的西方国家，科技发展却相对较快。西方科学界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理论研究得到更多的重视，科学研究过程中更倾向于采用实验的方法及逻辑分析，重视事物的本质和基本发展规律。在这样的科学研究氛围下，天体运行论、解析几何学、微积分学、质量守恒定律等科技成果相继问世，自然科学全面兴起。 西方传教士同中国士大夫合作将“西方近代的哲学、逻辑学、艺术，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地理学、机械工程学及火炮制造术等自然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了中国”[4]。传教士来华主要目的是宗教传播，来华传教士翻译中有近50%属于宗教文献的范畴。但是，来华传教士同时将西方部分科学成果引入中国，推动中国科技发展，也将一些先进的科学方法(如实验法)、科学思潮(如逻辑分析)推介给了国内的有识之士。从西方吸取来的依靠实验、强调逻辑分析的学术研究方法至今应用于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不可否认，对先进科学方法与科学思潮引进的价值远远超过对科技知识的引进。先进的方法和思潮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打破成规，突破固有且又落后的思维模式，加强了科学技术研究的应用性与可信性，并且不断地开拓创新，从而不断推动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培养出了具有先进科学理念的徐光启、李之藻等引领科技潮流的科学人才。 学界普遍认为传教士来华始于明万历年间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进入我国内陆)。利玛窦是较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之一，既完成了其来华传教工作，也通过科技翻译等方式为明朝的天文历法、数学、地学等学科领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有四种方法：“第一，争取士大夫直至皇帝的统治集团人物的支持；第二，适合中国传统习俗的传教方式；第三，学术传教，借助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为传教开路；第四，坚持与中国政府与民众友好相处”[5]28-29。如此“学术传教”的传教策略，使得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得以开展，其在中西方科技交流及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贡献为中国科学界所肯定。 自利玛窦始，后有多位传教士采取利氏所制定的传教策略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其中有多人在科技翻译方面同样有所建树，在中西方科技交流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些传教士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不论其科技翻译的主旨为何，但他们所引进的科技译著本身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特别是明末的天文历法、地学、数学等自然科学，这些领域受西学的影响较大，成果也较多。 (一)天文历法 前明时期，由于受到政治及科学研究方法等的局限，天文历法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但进入万历年间，明代的天文学有了新的发展。恰在此时，来华传教士通过译介天文学著作，将欧洲的天文学知识带入中国，加速了明代天文学的发展和历法改革的进程，特别是《崇祯历书》的编纂，更代表了明末天文学发展水平的进步。利玛窦是西方天文历法知识东传的领军人物，将西方天文学著作译介至我国，从而传播西方天文学知识。代表性作品有《乾坤体义》《天问略》《浑盖通宪图说》等，几部天文学译著的问世为明代及后来天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研究方法及前沿的学科术语。 此外，利玛窦也曾多次向罗马教会建议，要求向中国派遣擅长天文学、地学和数学的传教士来华。其中，“来华的传教士如阳玛诺(Emmanuel Didz, 意大利人，1610年来华)、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 意大利人，1606年来华)也都具有较为丰富的天文学知识，这对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动力”[5]73。 来华传教士将地圆学说等宇宙理论带入中国，使我国的天文学研究站在更高的理论基础之上。他们将许多西方的天文仪器带来中国，如浑天仪、日晷、望远镜、星晷、星球仪等，进一步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 《崇祯历书》的编纂在明代天文学史上意义非凡，象征了古代天文学的进步。在《崇祯历书》的编纂过程中，来华传教士及其天文学译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光启在《崇祯历书》的编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是最早意识到可以利用西洋历法改革中国传统历法的中国士大夫，并说服崇祯皇帝将中国传统历法改革付诸实践，且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在他主持《崇祯历书》编纂过程中，大量的天文学理论、测量仪器、计算测量方法以及天文学基础知识，如数学等方面的科技书籍得到译介，全面带动了明代天文学的发展。经由他的推介，邓玉涵、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来华传教士及李之藻、邬明著、陈于陛等中国学者、士大夫均得以发挥所长。 《崇祯历书》也有不足之处。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来华传教士并没有将最能够反映西方科技发展的成果及理论引进中国，所以，《崇祯历书》中没有提及“日心说”，依然强调“地心说”，否认天体自传；书写方式上也有语言重复的缺点存在，这在今天看来是存在着严重不足的。但就其所处的历史时期而言，《崇祯历书》在我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历史上第一次提到的地圆观点就是在《崇祯历书》出现的；历书中还引入了来自西方新的天文学度量制度，使用新的度量单位，使我国天文学发展逐渐跟上国际天文学发展的脚步，堪称天文学研究上的转折之作。 总之，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天文学译著及经由其带入的天文学仪器，为明末的天文历法研究提供了先进的天文学理论、天文学思想及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推动了明末天文学的发展，也间接带动了数学等基础学科的进步。 (二)地学 明代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入主要指传教士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地图的绘译。在地理学著作翻译方面，贡献较为突出的是意大利籍传教士艾儒略(Jiulio·Aleni，1582-1649)，代表作品为《职方外记》与《西方答问》。其中《职方外记》影响较大。“《职方外记》一书文笔通俗流畅，浅显易懂。它所介绍的世界地理状况，比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要详尽得多。首先，《职方外记》不仅有世界地图，而且各大洲也附有洲图。其次，《职方外记》中，五大洲及海洋不仅有总说，而且有各论，对明代《一统志》等方志中已列的国家略而不述”[5]120。这对国人打破陈规，突破偏见，相对全面、正确地认识世界地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地图绘译方面影响较大的来华传教士有利玛窦、庞迪我等人。利玛窦将《万国舆图》带入中国，并应当时政府官员的要求，绘译了更为符合当时中国人心理的《山海舆地图》。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绘制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帮助国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为后来国人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利玛窦也将西方的经纬度制图法带入明代的中国，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制图方法。他也将“罗马”“大西洋”“赤道”“尼罗河”等地理名词带入中国，这些词一直沿用至今。 地学在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的研究高度直接影响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来华传教士的地学译著，帮助明末的中国摒弃了“中国中心论，其他无大国”的落后思想，对世界版图的划分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种思想上的进步看似并未直接作用于科技的发展，但正是由于国人在地理上的正确认识，才使得士大夫、学者们能更加主动地吸取来自西方社会的先进科技成果中的精华，充分借鉴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理念，直接带动了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三)数学 数学是重要的基础性学科，是天文历法、水利等多个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数学研究起步虽早，但到了明代，由于唯心主义对学术思想的影响，数学的发展滞后。这直接阻碍其他应用科学的发展。而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数学译著、数学知识以及数学研究方法促进了当时的数学发展，进而推动了科技的进步。 来华传教士翻译了多部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前6卷)、《同文算指》等均在其列。其中当属《几何原本》(前6卷)最具学术价值，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 《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的初衷同样出于利玛窦“科学传教”的考虑。本着与明朝的士大夫等上层人物打好关系的目的，1607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几何原本》(前6卷)的翻译可谓意义重大。《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数学巨制，被业界认为是最成功的教科书，在西方是仅次于《圣经》，流传最广的书籍。利、徐只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主要是因为利玛窦认为译介6卷足够帮助其达到宗教传播的目的。《几何原本》(前6卷)指导中国数学界数百年，对于明、清的数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学术价值得到了科学界的充分肯定。《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明清时期中国通往“西学”的窗口，推动了我国传统应用科学的进步。在此之后，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著作不断走入中国大门，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其在科技史及科技交流史上的价值同样不容小觑。 自《几何原本》(前6卷)的译介之后，《测量法义》(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同文算指》(利玛窦、李之藻合译)等数学译著先后问世，这些西方数学书籍的翻译及应用对明代数学和其他应用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这些西方数学书籍的出现，使得明代的数学研究提升了理论高度，“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得到应用和推广，为后来的数学发展打开了良好的开端。数学是许多应用科学的基础，对数学的重视和数学研究方法上的进步与提高对当时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科学界及知识界对数学更加地重视，注重数学在其他科学领域研究中的使用，这与西方近代科学思想是一致的，从而间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整体进步与提高。 结语 明代来华传教士科技翻译带来了西方科学界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科学理念，加快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进程，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传教士科技翻译为后来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研究视角和素材，同时将来自西方的新的名词、新的修辞方法等引入中国,丰富了当时以及近代中国的文学研究。除此以外，一些全新的字、词、学科术语等也通过翻译得以产生和发展，其中有许多词沿用至今。如前所述的“赤道”等词以及物理、化学方面的专有名词。 其次，来华传教士科技翻译推动了中西方科技及文化交流。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宗教传播，但他们也充当了中西方文化及科技交流的桥梁。翻译是推进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来华传教士不仅译介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也将中国的传统科学著作译成外语并推广至世界范围，从而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为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最后，来华传教士的科技翻译不仅影响了同期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也为后来近代中国科学的全面发展打好了基础。传教士科技翻译向国人介绍了当时西方较为前沿的科学成果及科学方法论，拓展了国人的研究视野，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