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和封建政体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清政府中的开明官员和社会有识之士逐渐觉醒，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理念，积极探索革新求强救亡图存的救国之道。在西学东渐的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背景下，中西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日益频繁并逐步深入，近代翻译活动因顺应时代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并实现空前繁荣，并对近代社会的发展和历史变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甲午战争之前的近代早期翻译活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瞬间警醒过来，在屈辱和痛苦中首先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是挽救民族危亡实现自强兴国的当务之急，因而对于从器物层面介绍传播西方先进科学、军事技术的自然科学翻译的重要意义萌生了日益清晰的认识。杰出爱国将领林则徐以其非凡的胆识首开近代中国人研究西方的先河，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1］107。在与西方列强的屡次交战中，他认识到“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2］499，要求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并积极招揽翻译人才，组织翻译活动，最早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3］152。首先，林则徐组织翻译由裨治文、卫三畏等西方传教士或商人主办的《中国丛报》、《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等外文报刊，汇编整理为《澳门月报》，并将外文报刊、杂志中涉及中国情况的报道摘录辑合成《华事夷言》，递呈皇帝御览或赠予同僚参阅，以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历史情况以及对华的态度、政策，作为洞察夷情、判断时局的重要手段。同时，他组织人才翻译由英国学者慕瑞所著并于1836年出版的《The Encyclopedia ofGeography》（《地理大全》），并由本人亲自润色校对并定名为《四洲志》，将世界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概况呈现在一贯闭目塞听的国人面前，成为当时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引起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关注［1］108。梁启超曾评价道：“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4］284此外，他还组织摘译了瑞士学者滑达尔的国际法著作定名为《滑达尔各国律例》，成为中国最早的有关国际法的中文译本，对于当时的对外交涉、制定有力的抗英对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林则徐同一时代的杰出思想家魏源也提出了“欲制外夷者，必从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5］139等了解西方国情以实现以夷制夷的思想。他接受好友林则徐的委托，在《四洲志》一书的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旨在“以西洋人谭西洋”、“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6］4，为后来兴起的洋务运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清代著名学者陈澧评价此书称：“魏君可谓有志之士矣，非毅然以振国威安边境为己任，何其编录之周详，议论之激切如此哉！澧谓其书，罗列荒远之国，指掌形势，可谓奇书。”［6］10冯桂芬将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更进一步，将翻译特别是科技翻译视为“第一要政”，并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6］16等“超胜”思想。他认为，“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蓝！”［7］348表现出了通过科技翻译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实现自强并赶超西方的愿望和决心。 第二，清政府在洋务派的大力推动下设置专门机构培养翻译人才、组织大规模的西书翻译活动，以适应中外交涉的需要，并通过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探索发展军事工业、创建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救国强国之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得外交事务日趋棘手。《天津条约》中赫然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8］102当时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恭亲王奕訢等人认识到“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9］2675，“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10］2701，因而联衔奏请设立外语学校以培养外交人才。在此背景下，京师同文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于1862年经批准正式成立，课程设置以外国语言和汉语言文字为主，最初主要为满足对外交涉的需要。然而，随着国人逐渐意识到“保全和局”不会通过一味妥协退让地“执行条约”或其他外交手段而长久实现，在洋务运动“自强求富”、“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发展军事工业、创建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成为当时实现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以同文馆为代表的洋务教育也因此逐渐向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具体表现为增设算学、格物、化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理等科学技术课程并组织翻译《算学课艺》、《格物入门》、《格物测算》、《化学指南》、《化学阐原》、《星学发轫》、《全体通考》等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为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西书翻译、出版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于1868年正式成立。1865年由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政府洋务派代表在上海创建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企业，主要制造枪炮、轮船以提升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和重工业生产水平。其后，曾国藩应近代科学家徐寿等人的请求奏请在局内设立翻译馆，他在奏章中指出“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11］83。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成立使大量涉及军事技术、机器制造、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西文经典著作被引入中国，其中包括《防海新论》、《化学鉴原》、《汽车发轫》、《声学》、《谈天》、《地学浅释》、《运规约指》等有关水陆兵法、工艺、造船、汽机、天文、算学测量方面知识的书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作为近代中国历经时间最久、出书数量最多、影响范围最大的官办译书机构，为当时的中国带来大量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知识，对我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地带动了采矿、冶金、铁路等其他领域的科学技术进步。 综上所述，近代前期的翻译活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在坚持传统的儒家纲常伦理的思想基础和封建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单纯在器物层面上将大量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机械工程、采矿、冶金、生物、地理、医学等有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军事装备方面的西方书籍介绍引进到中国。据统计，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共出版各类西书555种，其中，自然科学方面162种，应用科学方面225种，两者合计占总数70%［12］11。借助西方先进科技开拓宗教传播道路、创办中国民族工业、提升军事设备是这一历史时期科技翻译处于核心地位的根本原因［13］145。以自然科技翻译占主体的近代前期的翻译活动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动摇了保守封闭、自给自足的封建意识形态，虽然并未触及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但对引发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促进近代工业发展、推动社会变革都具有重要意义。